张祖庆：“无我”与“有我”|向民国大师学教书
——向民国大师学教书
1
“课的最高境界是无课”——王崧舟先生如是说。
我以为，这样的境界，在当前的公开课上，只能是一种理想追寻。这样的境界，也只有在二十世纪上叶的一些大师的家常课上，才能领略与寻觅。这种“人课合一”境界的，如冯友兰说的，已经达到了人生的第四重境界——“天地境界”。这样的境界，其实是一种“无我”与“有我”交融的境界。
在我以为，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，首先要适度“无我”。
刘铁芳教授在《三种歌星的三重境界》一文中，分别分析了张国荣、刘欢、王菲的唱歌风格，然后他指出——
“……如果站在听者听歌的角度而言，则王菲当更胜一筹，张第二，刘第三。为什么？因为听者是听歌，对于听者而言，最重要的当然是听你的歌，接受你歌曲的感染，而不是，或者说首先不是听你这个人，接受你这个人，当你这个人过多地占据了听者的心，听者就无法更多地、更纯粹地接纳你的歌，感受你的歌，你的人已经先入为主。”
接下来，刘教授分析了三种教师的特征，他指出，“一种教师显然就是在教学中自己的光芒盖过了学生，课堂成了教师表演的天堂……；还有一种，就是让学生动起来，却看不见教师过多自我的痕迹，课堂行云流水都是学生的云与水，而不是教师自身的流水……”
刘铁芳教授的观点，我深以为然。公开课，教师太靠前了，“我”便太突出，“你”便后退了。因此，我们的课堂，教师要适度地忘记自己，让自己往后退，把学生往前推，这是应有之义。教师在课堂上，要做一个“报春使者”，要做到“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”，教师不需要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星光四射，否则，学生很有可能灰头土脸黯然失色。
延伸阅读：“无我”|张祖庆
但是，我们说教师要适当“忘我”，并非始终“忘我”，而要追求“忘我”与“有我”的融合——教师要在“忘我”的课堂上凸显“有我”的风格。
语文即我，我即语文。教师不仅是平等中的首席，不仅是教材的主人，不仅是合作者，更应是丰富的课程资源，是课程资源自然而恣意的流淌，这就需要我们的教师多储备多积累。这样的老师在讲台上一站，随便说一句话用一个典便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、洋溢着文化个性，一个表情、一个手势，便是儒雅的学者风范，黑板上的每一个字、随口吟出的一句诗，都能呈现出中国文化的神韵。
这样的老师从不刻意追求一节课的行云流水，从不去精心打造一个环节的美轮美奂，他们的举手投足，就是丰富课程资源的天然流淌。这样的课堂往往没有跌宕起伏和妙趣横生，我们只见到学生在学习的“场”中的感悟、沉思、浸染、玩索与体验，是课程文化与学生心灵共鸣的默契与交融，而老师则是这种“场”——课程文化氛围的营造者。
这就是大师级的的“无我”与“有我”相融的课。
2
重读商友敬先生编的《过去的老师》，过去的不少语文老师，就达到了这种“忘我”与“有我”交融的境界。当然，这样的课，更多是家常课。
西南联大相当多的教授，是从旧时代走出来的知识分子，他们的人生曲折艰辛，因此，他们在灾难面前从容优雅、处变不惊，他们的板书、教案和评语中的蝇头小楷，无不体现出中国书法的神韵，他们对中国古代典籍旁征博引，甚至于他们古玩书画的鉴赏、对古今中外名人掌故的熟悉、课堂语言中天然流淌出的文化蕴藉……无不是大师级水平，他们是的课，是典型的“忘我”而“有我”的课。
汪曾祺先生师从文学大师沈从文。他在《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》一文中，有关于沈先生教书的精彩描摹。沈从文显然不是一个优秀的语文课堂艺术表演者。“沈先生的讲课，可以说毫无系统”、“沈先生不长于讲课，而善于谈天”。
沈从文的课，不具备艺术性和观赏性，但是学生却颇为受用。“沈先生教写作，写的比说的多，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。有时还会比原文长。这些读后感，有时评析文本得失，有时也从这篇习作说开去，谈及有关创作问题，见解精到，文笔讲究，“沈先生教学生创作，还有一种方法，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。学生写了一部作品，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，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这个作品写法相近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。”“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，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。这对学生是个很大的鼓励。”
从汪曾祺的文字里，我们可以感受到沈从文的大师风范。他给学生写读后感，给学生推荐优秀作品，千方百计让学生的作品发表，其唯一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学生的成长。也许，他不是最有感染力的“课堂秀”，但他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爱好者和作家。沈从文是“无我”的，也是“有我”的。
谢冕先生在《无尽的感激》一文中，提到对自己影响我最深的语文老师是余钟藩先生。余先生是一位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造诣很深的学者。在文中他叙述了老师给他们讲《论语、侍坐章》的情景——
“点，尔何哪？”
鼓瑟希，铿尔，舍瑟而作，对曰：“异乎三子者之撰。”
子曰：“何伤乎？亦各言其志也！”
曰：“莫（暮）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
夫子喟叹曰：“吾与点也！”
“记得他读上引这段文字时，用的是福建方言传统的吟诵的方法，那迂缓的节奏，那悠长的韵味，那难以言说的高中的情调，再加上余先生沉醉其中的状态，都成了我生命记忆中的一道抹之不去的风景。尽管有余先生细致的讲解。当年只有十五六岁的我，仍然无法理解当时年届七十的孔子喟然而叹的深意，却依稀感到了他落寞之中的洒脱。当年听讲《侍坐章》的印象，就这样伴着我走过人生的长途，滋养着我的灵魂，磨砺着我的性情。”
谢冕先生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，或许得益于他青少年时代遇上了这样的大师。“把学校里所学的全部忘掉，就是教育”。大师所能给予学生的，也许就是人格的熏陶，精神的砥砺。这种“忘我”投入，在“忘我”中，追求“有我”的老师们，其一言一行，无不彰显着自己的不俗品性。
这也许是为师的最高境界吧。
3
金克木先生在《国文教员》一文中，向我们介绍了他小学时的国文教员。
金先生的国文教员，肯定不是名师，先生甚至连老师的名字都记不起了。但老师的朴素教法和卓然风采，金先生却记忆犹新。
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语文教员，为何会博得大学问家金先生如此的敬重？
我们来看看这位老师都做了些什么？归纳起来，很简单——
一是自编教材供学生学习；二是让学生大量背诵名篇；三是适度精当的讲解。除此，这位老师好像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。让我们引录金先生的原文片段，走近最朴素的语文课堂——
“他的教法很简单,不逐字逐句讲解,认为学生能自己懂的都不讲,只提问,试试懂不懂。先听学生朗读课文,他纠正或提问。轮流读,他插在中间讲解难点。课文读完了,第二天就要背诵。一个个站起来背,他站在旁边听。背不下去就站着。另一人从头再背。教科书可以不背,油印课文非背不可。文长,还没轮流完就下课。文短,背得好,背完了,一堂课还有时间,他就发挥几句,或短或长,仿佛随意谈话。一听摇铃,不论讲完话没有,立即下课。”
这样的课堂，可谓简单之极。没有精心设计的开讲，没有精妙绝伦的导语，没有起承转合跌宕起伏，甚至连时间都无法控制，颇有点信马由缰的意味。
但是，简单的背后，是极其的不简单。
首先，是老师的眼光和识见。在大家都倡导用白话文教学的年代，一个国文老师，能大量地选编课本以外的文言文，且“这些文后来都进入了中国大学的读本”，是颇需胆识和学识的。设若这位老师没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学养，是难以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选出这么精彩的文章来的。
其次，是老师非常重视背诵积累。毫无疑问，这位国文老师，是从私塾里出来的，他秉承了私塾国文教育的菁华，牢牢牵住了语文学习的牛鼻子——背诵。在《国文教员》这篇文章中，金先生多次提及他的老师是如何严格要求学生背诵的。背，成为了语文学习最最重要的童子功。
第三，最让人钦佩的是，老师的精当讲解。对“孟轲”的“轲”字的解释，《病梅馆记》中涉及的文学流派，古诗词中不同句子中出现的“寒”字的比较，以及《鸿门宴》中“立”字的深入剖析，是那样精妙绝伦。这位国文教员，能不讲的坚决不讲，若要讲，则讲在学生不懂处，讲在言语规律处，讲在文章章法处。在此过程中，教给学生语言的规律，学习的方法，做人的道理。这几个教学片断，大有“点石成金”的风范。
4
上述几位民国时期的教师，确实更多给人一种“无我”之感。但却处处“有我”。有“我”的深厚底蕴，有“我”的开阔视野，有“我”远见卓识，有“我”的独特教法。这样的老师，不重外在技巧的娴熟，重视的是内在修炼的精深。
为师的修炼之道，归根结底，是提升“我”、成就“你”。“我”长高了，“你”便可以站在“我”的肩膀上，眺望远处的风景。
否则，“我”永远只有那么高，哪怕浑身所有的表演细胞都动起来，高度在那里，“你”能看见什么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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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：小北
国，确更多给人一种“无我”之感。但却处我博”。